文天祥该不该降？

元军兵下临安，南宋已处弥留之际。西路元军围攻钓鱼城（今重庆附近）。主帅王立率十几万军民奋力抵抗。城内绝粮，外无援军。王立牢记当年蒙古大汗蒙哥立下的遗言：“若克此城，当尽屠之”。后经斡旋，元廷保证降则不屠城。于是王立出降，元军也恪守其言。

后人有骂王立为民族叛徒，历史罪人。如果那时是文天祥守钓鱼城，他会不会降呢？

幸运的是，历史没有把这十几万生灵压在文天祥的肩上，但他自己的选择也绝非容易。在元大都的牢房里，饱受着肉体，精神上的折磨，和与妻女分离的痛苦。最终舍生取义， 成为不朽的民族英雄。

如果只用一个字来形容文天祥，那就是“正”。他的《正气歌》以“天地有正气”开头。这个“正”恐怕包含两层意思：一是中原汉族为正，二是儒家之“君臣天理”为正。这两层意思都清楚地在《正气歌》中表现出来了。

在《正气歌》中，文天祥引用了诸多“以正压邪”的例子。 以说明“中原汉族为正”的有：张良刺秦，苏武牧羊，五胡乱华时祖逖中流击楫，安史之乱时张巡、颜杲卿忠烈殉国；以说明“君臣天理”的则几乎全是，包括春秋时齐崔杼，晋赵盾弑君，八王之乱，曹魏篡汉，武侯讨贼兴汉。所以赵宋王朝，既是中原正统，又是自家的君王，投降“鞑虏”对文天祥是无法接受的事。

所以如果文天祥守钓鱼城，也一定会身死城破，成仁取义的，十几万军民也恐怕会无一幸免。

民族气节中所包含的“正”一般都很容易被接受。但儒家之“君君臣臣”为“正”，就很令人困惑。赵匡胤年轻时，受柴荣（即周世宗）赏识，提拔很快。但在周世宗死后六个月，赵匡胤就取代了七岁的周恭宗（周世宗之四子），建立的他的宋朝。赵匡胤欺负七岁小孩，这是不仁；而对赏识提拔自己却尸骨未寒的周世宗来说，这是不义；除了忘恩负义，最重要的是，赵匡胤逆反“君臣天理”，篡夺王位，实在是不忠不正， 也应该是《正气歌》中所要鞭挞的。这样一个在私欲和不忠，不仁，不义中诞生的王朝，与“天地有正气”实在相去甚远。

也许文天祥没有足够的资料来知道“陈桥兵变”的真实内幕，他或许被诸如太祖生时，“赤光绕室”之类的话所迷惑。在文天祥的眼中，赵宋代周是奉天承运的事。但是在《正气歌》中，他却引用了“为嵇侍中血”的例子。大意是：八王之乱时，侍中嵇绍为保护晋惠帝，被杀，血溅到惠帝衣服上。惠帝一直保留着这件带血的衣服。这是“护主之危，以身殉之之例”。但是司马家族篡夺曹魏是事实。虽然曹丕代汉一直被儒家所唾骂，但是司马氏祖孙三世欺负曹家孤儿寡母，逆取天下，也是事实。 当王导把那段历史说给晋明帝司马昭听时，明帝惭愧地说：“若如公言，晋祚复安得长远”。所以两晋的根和两宋的根一样是不正的，而为什么《正气歌》中要引用“为嵇侍中血”的例子呢？

文天祥因不叛宋不降元而死。不降元是因为民族气节之“正”，而不叛宋是因为什么之“正“，却值得商榷。但不管怎样，因为文天祥之不降，我们才有了近似于理想化了的“民族情操”和“坚贞气节”，为后世之标榜。